全站搜索
在线客服
 工作时间
周一至周五 :8:30-17:30
周六至周日 :9:00-17:00
 联系方式
陈经理:13000000000
邮箱:1989668046@qq.com

FUN88体育_乐天堂国际_乐天堂娱乐网址

来源:中国生态环保网浏览数:408 

蹒跚起步了20多年的我国排污许可证制度,有望由北京攻破坚冰。2015年9月17日,北京市环保局起草的《北京市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草案)》送审稿正式对外公布并开始向社会征求意见。虽然早在2003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就启动了《排污许可证管理条例》立法工作,但在2009年推出征求意见稿之后却戛然而止。

此次《北京市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草案)》拟规定,北京所有排放大气和水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都需要申领排污许可证。业内表示,如果最终该政策获得通过,北京的排污许可证制度将迈出具有代表性的一步,为排污权交易全面开启铺路。

我国排污许可证制度在提高企业环保守法意识和推动总量减排上起到了明显作用,但也面临着法律体系不完善,行政资源不足、排放量核算方法不明确、处罚力度弱以及公众参与不充分等问题。

近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发起,中国生态环保网总编辑王富国主持,众多专家、学者围绕排污许可的管理问题进行了讨论。

参会专家学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

中国生态环保网总编辑——王富国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政策法规所主任——曹健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高级专家、化工资深研究员——曲睿晶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曹霞

1米1 产品LCA与生态设计创始人——龚万彬

乐清市环境保护局污染防治科科长——陈耀龙

空气污染防治联盟、国家机动车污染防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颜梓清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标准研究所研究员——王海燕

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国际业务部主任——杨卫东

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王彬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干部学院——余池明

国家海洋局海洋三所总工程师——王金坑

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罗吉

江苏省南通市环保局环境监察支队举报中心主任——倪静

昆山市环保局局长——徐宇斌

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所研发中心主任——孙琦


排污许可证制度建立有无必要性?


曹霞:排污许可是必须的,而且要加强。排污许可证制度一定要细,要准,要严。

曹健:排污许可证制度应符合减政要求,建议可以改许可为报备案,加强过程监督,违规严惩。

王彬:排污许可的性质,不一定只是备案。1989年《环境保护法》建议稿要建立排污许可证制度,人大代表说,允许生产就要允许排污,排污许可没必要!

龚万彬:排污信息至少应先透明化,有了这些信息,社会可以发挥监督功能。而且关键还要看目的,如果是要优胜劣汰就有必要推广先进,要求合理就应该实施。

曲睿晶:根据排污许可证的量,乘以2,就可以开展污水、污泥、危废等第三方治理ppp示范了。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不能不排污,不能不发证,不能不监督,不能不治理。

排污许可证在法制完善的前提下,对于发展中国家是实施国际承诺的一种手段,不是可有可无的。京都议定书主要是针对大气的,开始发达国家很愿意主动履行协议,但是上一届政府没有完成谈判,后来发达国家里也就没有人管这些事了,可是我们在国内还是用这个承诺指标来考核,出现雾霾以后意识到必须加大力度。是不是可以说排污指标始于京都议定书,我也叫不准,不过执行情况都是靠企业家自觉完成的。

陈耀龙:排污许可证,难以界定多少量需许可,多少量无需许可,必须有一个分界值,否则基层无法操作。理论上任何单位都有排污,若无规定限值,根本无法操作。应该规定各主要污染物超过一定量时,必须经许可。法律规定排放总量限值,企事业单位必然会主动委托第三方核算,在确保未超豁免量的情况下,就无需申请排污许可证。根据现有法律,所有单位都需核发排污许可证,现实根本无法达到,反而可能造成绝大多数违法的现象,法律成了空文。

颜梓清:排污许可和排污备案不同,排污许可将来可变为排污交易,可实现“财政环保”向“市场环保”的转变。

王海燕:排污许可证制度建立实际上关键还是质量目标考核落实问题,许可只是一种过程手段,质量目标考核的情况决定了许可执行的方式 ,即以总量控制为目标,还是以质量改善为目标,以及许可的精细化程度。

杨卫东:如果排污许可可撤销,只需对排污种类、数量、方式、地点等问题加强监管就行。


排污许可证制度顶层设计还有哪些需要完善?


王富国:目前存在好的环保技术得不到推广,企业提高处理技术积极性不高问题。如果排放量真正变成钞票,真金白银就值钱了,排放指标实现变现,缺少行政推动。

龚万彬:这个局限需要数据,现阶段先公布,下一步有了行业基准就可以划界限了。而排污交易应该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社会应该有更多手段促进更清洁技术和产品、产业的发展,比如绿色税收、采购等。未来市场驱动远比交易排污量有效力。要形成绿色企业和产品的透明化量化评估基准,这样直接把企业推到市场前端。我之前做过企业风险评估,大部分企业(外企和合资企业为主)都能提供排污许可证。企业怕发展大了后被总量限制住发展,用强度指标比总量更有弹性。当然总量也是需要的,考虑到环境容量和承载力,这个则需要考虑区域性。

曲睿晶:如果排污许可证制度实施得好的话,有利于第三方ppp治理的精准实施。审批环节公众不仅要参与,还要有公众平台和监督机制,排污应该从产能计算,也是源头控制的一种手段。前端产能核算排污指标,终端排放全程监控,这项制度就可以真正实施。

余池明:排污许可证制度是环保基础性制度,很有必要,把企业排污数量,类别,时间,地点,允许浓度置于政府监管之下。这还不够,要加上排污收费和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形成三板斧,外部成本内部化,激励企业技术革新,减少排污。许可本身就是依据法监管的一种方式,问题是如何做细做到位。

陈耀龙:政策法规必须考虑行政成本,应当设置豁免值。那豁免值由各省自定。

曹健:限值下的排污应该可以交易。

颜梓清:公众不能参与审批环节,但全过程需公开透明,公众有知情权。同时,排污许可证制度顶层设计需要完善数据准确来源,将来的污染量不再是数据,而是钱。允许排污量用不完可出售,可促进产业和技术升级。有经济动力才能驱动市场活力,交易是最好的技术驱动力。从排污许可到排污交易需要一段过程,需要有闭环制度设计和路径点控制,设计好了可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夯实基础。这样推行排污许可和排污交易后,好技术不用推就会抢着用。而且,排污许可要与奖惩杠杆挂勾,执法要借助技术支撑。

王金坑:政府确定指标,按市场化配置,谁钱多给谁。

徐宇斌:排污许可证的讨论必须建立在环评制度改革,同时验收许可改革、排污权交易在全国或至少全省普遍推行的基础上才能实施。否则基本难行!

王彬:排污许可证是微观的污染控制手段,通过标准量化要求和非标准量化要求,保证污染源不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对企业来说,要不要办许可证,关键看是否便利和守法成本;而对环保监管部门来说,根本还要看监管水平和服务质量。


公众如何参与日常监督?


曹健:公众参与监督,一要有法规和制度保证;二要建立相对稳定的队伍;三要经费投入;四公众监督的结果要得到重视!公众参与的广泛性要考虑!公众代表失职追责制度要建立。

王富国:很多政策执行不了都是缺乏可操作性。公众参与没有专业知识很难起到监督效果,对企业设备,数据,排放物都无法识别很容易被蒙混,需要对公众参与者培训。

王彬:环保文件过度技术化,非本专业专家看不懂,苦恼的其实是老百姓。把排污许可做成手册指南,让老百姓看得懂,公众监督就落地了。就公布几个数字对大众来说其实没大用。

陈耀龙:现实情况是一个东部省份的县,注册企业上万家,而绝大多数又仅排放极少污染物的,在要不要发排污许可证上,基层单位束手无策。

罗吉:在线监测不仅费钱,而且很容易变得形同虚设。环保制度是好的,但毕竟环境受害者是最弱势群体,环保部门是最弱势部门,制度制定和执行,实际存在很多问题。现在的垂直管理,各种试点下来,利弊参半,效果不大,放弃了整体垂直,争取监察、监测垂直。关于执行难,主要原因则是没钱、没地位、没配套,我们的法律是参考发达国家的,如果全部按照发达国家标准执行,企业很难生存。环保一出问题,环保部门就要制度,有制度,没经费,没编制,哪个条款不执行,都可能被追责。所以搞环保,其实应该多给百姓权利,少给部门权力,有权力没资源只能是拖累自己。

倪静:2008年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排污许可制度,禁止企业事业单位无排污许可证或者违反排污许可证的规定向水体排放废水、污水”。虽然这些法律都提到了排污许可证制度,但是缺乏可操作的法律依据,排污许可证发放范围、发放程序以及监管机制等方面不尽统一,对无证排污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排污许可证的作用不能在管理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严重影响了管理效果。

目前,南通市也发放了不少排污许可证,涵盖了纳入环境管理的绝大部分排污单位,但是排污许可证的申领并没有得到排污单位的足够重视,很多排污许可证都成了被遗忘的“孤儿”,不领取排污许可证的情形比比皆是。由于历史原因,很多企业不具备排污许可证发放条件,法律规定是要停止排污的,由于面子的问题,执行起来会很难。所以,排污许可及以后的排污交易初始如何分配,较不容易,如果环保技术升级换代的付出过大,企业宁可保有落后技术也不愿更新。

孙琦:应该实行总量控制和公示机制,实现最高配额有偿排放和奖励控制。